量子纠缠与针灸以母治子的启示

dapanzhizun

从量子论的成长历史看，有着这样一个怪圈：科学巨人们参与了推动它的工作，却终于因为不能接受它惊世骇俗的解释而纷纷站到了保守的一方去。这个名单上，除了普朗克，更有闪闪发光的瑞利、爱因斯坦、德布罗意，乃至薛定谔。这些不仅是物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好多更是量子论本身的开创者和关键人物。量子就在同它自身创建者的斗争中成长起来，每一步都迈的艰难而痛苦不安。

——摘自《量子物理史话》

“双缝实验”的先驱托马斯.杨的“双缝实验”论文受尽了权威们的嘲笑和讥讽，被攻击为荒唐和不合逻辑，在近20年间竟然无人问津。托马斯.杨为了反驳专门撰写了论文，但是却无处发表，只好印成了小册子，但是据说发行后只卖出了一本。

——摘录自《量子物理学史话》

“量子针灸”与学术自由

孙建军

最近，2017年11月发表在《中国针灸》杂志“学术争鸣”栏目里的一篇题目为《试论"量子纠缠"与针灸》的文章在中西学术界和社交媒体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轩然大波，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直系亲属互治”“针灸母亲治疗孩子的疾病”上。添油加醋过度解读者有之，以严谨科学面目训斥者有之，上纲上线到中医的荣辱和兴衰者有之，极尽嘲笑讽刺鞭挞之能事，甚至人身攻击者有之。

如果这些行为仅限于社交媒体，并不让人惊讶和担忧，因为要求鱼龙混杂的社交媒体遵循学术争鸣的规范实在强人所难。然而事实上，上述现象竟大多出现于学术圈内部，西医界有之，中医界亦有之，不得不让人对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产生担忧。

在“各邦惊诧”的强大压力下，作者单位连忙发声明撇清责任，而作者也不得不发声明：“。。。由此客观上对针灸界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并强调“本文仅属于理论探讨。。。可能有不周之处”。可以想象，作者由此承受的压力之大，可以用噤若寒蝉来形容都不为过。

让笔者惊诧的是，学术圈竟然对一篇发表在争鸣栏目里的争鸣文章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些人置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于不顾，其批判和嘲笑的行径远远超出了学术争鸣该有的行为规范。不论该文内容在”主流科学界“看来多么”荒谬可笑“，都不应该是文章及其作者被嘲笑和鞭挞的理由。

一个健康的学术界应该是倡导自由和民主的，应该是鼓励创新，包容不同观点，宽容错误和失败的。这篇发表在《中国针灸》争鸣栏目里的争鸣文章一定是不完美的，不严谨的，没有确定结论的，是作者拿出来与学术界探讨的，要不然也不会发到争鸣栏目。但可以肯定，它的发表是符合程序的，是合法的。

不说争鸣类文章，就是以严谨著称的现代医学杂志里的研究型论文也有大量的错误。据一些公开的调查和统计表明，现代医学领域很多发表的论文数据是不能重复的，结论是错的，甚至包括很多发表在顶级学术杂志的论文，如《细胞》，《自然》和《科学》等。更何况，科学史上起初不被认可，甚至被认为谬论，后来被证明为真理的事例比比皆是。

科学有局限，科学在发展，我们对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还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一个健康成熟的学术界对新思想，新观点应该持鼓励和宽容的态度。毕竟，在科学探索上，没有人有资格说掌握终极真理，可以作终极法官。对待这类争鸣还是留给历史和实践来评判吧。

它仅仅是一篇争鸣文章而已，文章本身不足虑。不但不足虑，在几乎可以预见的高压学术环境下，作者仍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勇气值得赞赏。但各方对此文章的强烈反应实在让人担忧。

试问，这次事件之后，在这种高压的学术环境里，还有人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观点和文章吗？今天，他被大家打击嘲笑，明天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观点与众不同而被打击嘲笑。最后，大家都做乖孩子，不敢说”出格“话了，不做”出格“事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循规蹈矩地发表主流公认的科学观点好了。这样最安全。

传统中医里的经脉，气血津液，“五运六气”，“子午流注”，药的“四气五味”和归经等哪个不是主流科学不理解，不认可，甚至视为“伪科学”的东西。那么，在用现代语境解读中医的过程中，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们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被嘲笑和打击的对象。人们是不是都不敢提它们了，不敢将它们与现代科学的名词放在一起了讨论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学术环境吗？

写下此文，不代表本人赞同争鸣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以微薄之力捍卫作者的权利和尊严。学术争鸣不能上纲上线，用行政权威压制，戴帽子，打棍子，更不能行讽刺嘲笑和人身攻击。无奈，此事件已经对作者和旁观者造成消极影响，已经投下心理的阴影。聊以此文在“一面倒”的舆情面前做一反向的微弱平衡。

最后，推荐大家参看2008年新京报社论：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

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

新京报社论

2008.11.2

　　10月3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刊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文章《科学与中国现代化》。温总理表示自己坚信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并且，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坚持认为中国要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调整科学研究的布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要提倡自由的学术争鸣，优化学术环境，形成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谈到学术自由与科学创造的关系，人们总难免会想到以其创造性闻名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西南联大的故事。记得有记者问过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邹承鲁院士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算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邹承鲁的回答就是两个字：自由。

　　对此，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说，对当时的西联人来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都没有人干涉。如其所述，“江山代有才人出”，从概率上说，人才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问题在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能否给那些有才情、有毅力的人们以自由发展的条件与机会。在这方面，没有大楼的西南联大做到了，并且因此立竿见影，在科学与人文领域培养出许多大师级的人物。

　　显而易见，科学能否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人们能否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如果没有求知的自由、学术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如果没有任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创造。因为创造不是人云亦云，它不臣服于既有的金科玉律，而是必须在不同寻常的探险中收获惊喜。

　　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心智才情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只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那些有志向的人才能真正获得质疑既有科学与真理的权利，才能通过对既有科学与真理的不断“证伪”使人类一步一步接近科学与真理，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历史更一次次证明“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这个简单的道理。且不说春秋战国时期闪电之下，各类思想鱼贯而出促进了当时的文化繁荣，以科学技术论，宋朝之所以取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与创新，即在于当时从政府到社会都在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为此创造条件。事实上，放眼整个人类的科技文明史，学术自由与科学创造之间，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

　　也正是认识到存在于自由与创造之间的这种历史图景与内在关系，温总理撰文指出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不拘一格，海纳百川，让广大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让各种创新思维竞相迸发。一个朴素的道理是，一个社会只有“不拘一格，海纳百川”，才能才尽其用；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思想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