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瘦燕、朱汝功针灸人生

陈益生

      陆瘦燕、朱汝功伉俪是“陆氏针灸流派”的创始人。

陆瘦燕，我国现代著名针灸学家、针灸临床家、针灸教育家，生于1909年12月14日，殁于1969年4月27日，江苏省昆山县人。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西门外严庙乡（今上海市嘉定区朱家桥人民村杨家宅）一个针灸医师的家庭。生父李培卿，医术高超，有“神针”之誉。

李培卿（字怀德，1865年—1947年）青年时期先后从浙江四明陈慕兰及苏州乌采桥席上珍为师，他勤奋好学，事师若父，故尽得其传。以后，凡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者，李公必师礼事之，务得其技而后已，因博采众长，故针术精湛，声誉斐然，求者盈门。此外，李公还恭承师训，以救人为乐，不计报酬，因此，遐尔闻名。在此期间，创用“温针”，提倡“伏针”、“伏灸”，对针灸医学贡献极大。晚年，针术达炉火纯青之境，在施术时，改为慢针细捻手法，临床上每获奇效，深受病家的称颂。

李公生有六子二女，幼子出嗣陆门，改姓陆,名瘦燕,迁居江苏昆山。李公因爱幼子，后亦定居昆山悬壶应诊。

陆瘦燕幼随父侧，耳濡目染针灸治病之神效，更受其父济世仁术的熏陶，16岁中学毕业后，即立志随父学医。他刻苦研读历代中医针灸典籍，并每日随父临诊，遇有疑难之处，必穷诘其由，非悟不休。李公严格要求，悉心教诲，陆瘦燕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使之于年少时即对针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陆瘦燕18岁，学医初成，通过上海医学会考试，取得开业执照，开始行医生涯，分别在昆山南街“绿墙头”及上海南市两处开业，后因战乱，全部迁至上海八仙桥（今金陵中路112弄5号），白天门诊，晚上出诊。当时虽年龄尚轻，但他视病者如亲人，诊病认真，手法熟练，疗效显著，因此，诊务日隆，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

朱汝功于1913年出生在江苏奉贤三官堂（今上海市奉贤区光明乡）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父母相继亡故，由祖父母及伯母扶养成人，自幼受父亲的的影响，养成刚毅自强的性格，发愤读书，先毕业于奉贤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奉贤南桥女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由金山卫登陆，奉贤首当其冲，无奈避居上海表姐家，受出生于中医世家并在沪行医的表姐夫的影响，进上海中国医学院学歧黄之术（业从章次公、李培卿等名师），1941年毕业后，在奉贤南桥镇开业，诊务亦颇兴盛。

1943年，陆瘦燕与朱汝功结为伉俪，婚后在上海八仙桥各自设诊行医，诊务之暇，相互切磋针术，讨论疑难病证。他们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日诊数百号，并有很多前来投帖拜师者，但在当时，中医颇受歧视，针灸更被认为“不科学”，甚至被视为“江湖术”，当局者大有消灭废除中医之势。他们对此深感气愤和忧虑，但他们坚信中医流传数千年，是以临床验证为基础，以系统理论作指导的一门医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一门医学，是任何人都否定和消灭不了的。

此时，被陆瘦燕治愈的众多病人中，有一位新加坡富商，邀请他们前去新加坡设诊行医，并承担一切投资费用，这的确是让人动心的提议。但他们觉得肩负为同胞救治疾苦的责任，不愿离开祖国远走他乡；他们更坚信，中医是中华瑰宝，因此，婉言谢绝了去新加坡行医的邀请，决心留在上海，为振兴中医事业，继承、发扬和普及针灸医学竭尽全力。陆瘦燕在《金针心传》按语中说：“余不辞辛苦，埋头苦干，于中国针灸界或稍有贡献也。”

在陆瘦燕一生的事业中，均深得夫人朱汝功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早年琴瑟和鸣，一起切磋针术，互相促进；后来在继承、发扬、普及、提高针灸医学的事业中，齐心合力，同德同道；在陆瘦燕晚年惨遭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朱汝功更是义无反顾地从精神上给予支持，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像他们这样的针灸伉俪，堪称医界佳话。

1948年，他们共同创办了“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及针灸函授班，分别担任社长及副社长。他们亲自编写讲义，答复函授学员的来信提问，一时慕名前来参加针灸函授班的学子遍及国内外，影响广泛，全国各地甚至在东南亚也办起了“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分社。他们改进针具，创制“瘦燕式”金、银质毫针及各种规格的不锈钢毫针；研制针灸经络穴位模型。还整理祖国医学理论，总结二十余年之临床经验，撰著了《针灸正宗》第一集（中风预防法、金针实验录）和第二集（金针心传、穴位释义）。与此同时，陆瘦燕还在报刊上连载《燕庐医话》，宣传推广针灸医学。在中医衰退，针灸更是难以为继的境况下，他们大力宣传并兴办针灸教育，实是延续中医命脉的重要之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医政策的颁发和落实，祖国医学得到新生。他们在自己诊所内首先改变自古相沿的隔衣进针之成习，采用暴露体表治疗部位，皮肤经消毒后再进行针刺的操作方法。同时，对针具也用煮沸或酒精浸泡方法进行消毒，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针灸临床上的一大改革和进步，以后逐步成为广大针灸工作者的操作常规。

他们习用毫针，毫针针体较细，进针时可减少痛感，安全可靠，运针时进退灵活，施行手法方便，不伤正气。对针具的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制作、保管都订有章法，亲自指导，由专人制作，针柄丝要绕得均匀紧凑，针尖不宜磨得过锐，须圆利得当。每日诊毕，对使用过的针具都逐一整修，务使针体挺直，无缺损，针尖无钝毛。他们秉承父亲的经验，再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大力提倡“温针”、“伏针”、“伏灸”，由于疗效显著，深得病者欢迎，成为陆氏针灸流派的特色之一，以后，也被很多针灸医家所采用。

1952年，除私人开业外，他们还参加了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的特约门诊工作。1955年，陆瘦燕又被聘为第二军医大学中医顾问，朱汝功被聘为上海市干部疗养院、上海市第二肺结核病院的中医顾问。除此之外，陆瘦燕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一直担任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及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为提高整体针灸队伍的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上海的针灸医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很快，陆瘦燕功不可没。

为针灸医学蓬勃发展的需要，陆瘦燕与朱汝功在1952年及1955年共同先后开办了二期针灸学习班，采用边教学、边临诊；集体上课，个别带教的教育方式，设置了中医基础理论和西医生理、解剖等课程，邀请有关专业老师授课。这样，既继承了传统的带徒模式，又吸收了医学院校集中上课、系统教学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制三年，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针灸医务人才，其中有不少同学后来成为针灸事业的骨干。他们创办针灸学习班的成功经验，为后来上海市历届中医带徒班所吸取。集中教，个别带，自“陆瘦燕、朱汝功针灸学习班”始，成为一种新的中医传授方式出现在中医教育界。

当时，陆氏伉俪已合并诊所，分别看上午和下午，诊所业务鼎盛，前来求治的不仅有各种风湿痹证及内科杂病，还有精神病、麻风病之类的特殊病证。陆瘦燕三个字在上海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夏季，前来打“伏针”的患者更多，不得不每日限额挂号（上午半天400号），以致患者通宵排队候诊，这成了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其中，有的请人代为排队，有的向人租借板凳排队，由此，“陆瘦燕针灸”诊所的邻居多把“代人排队”、“出租板凳”当作一个难得的商机。陆瘦燕从清晨6点开始门诊，30至40个患者一批，他亲自逐个切脉问诊、处方配穴，书写病历（初诊病史由学生提前写就），然后由学生安排治疗床位，依据病历上的处方，进行体表穴位消毒，陆师再进行针刺治疗，而装艾、点火、起针、拔罐等辅助工作则均由学生完成，这样一批接着一批，一直要到午后1点多才能结束门诊。朱汝功从下午2点开始门诊，要治疗200多个病者，到6点多结束门诊。除了门诊外，朱汝功还要出诊，为中风瘫痪等行动不便的病者进行治疗。他们虽然是如此的辛苦和劳累，但是，看到针灸医学是那么深得人心，兴旺发达，病者是那么信任他们，经过他们的治疗，疾病都得以康复，他们感到万分的欣慰。

1958年春，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针灸医学，培养针灸事业接班人，陆瘦燕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私人门诊，接受上海中医学院的聘请，担任针灸教研室主任，并着手筹建针灸系。同年夏季，全国第一次针灸经络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卫生部、各省市的领导及针灸专家都参加了这次盛会，共同探讨针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陆瘦燕在会上表演了“烧山火”、“透天凉”针刺补泻手法，使受试者当场分别产生热或凉的感觉，一时震动了会场，得到了大会的肯定。从此，在全国针灸界激发了研究针刺手法的热潮。

1959年，陆瘦燕受卫生部委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赴前苏联讲学、会诊，进行学术交流，将中国针灸较为系统地向国外作了介绍，引起了前苏联医学界的极大兴趣。回国后，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委员。他兼职甚多，社会工作繁忙，历任上海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国家科委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及上海市南市区政协副主席、南市区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等，但他从不因此而减少自己参加临床、科研及教学的时间。

1960年，全国第一个针灸系在上海中医学院成立，陆瘦燕被任命为系主任，后又兼任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针灸科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所长，集医、教、研于一身。同年，朱汝功亦结束了私人门诊，接受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的聘请，任针灸科副主任。陆瘦燕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更加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工作。亲自为针灸系、医疗系、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针灸培训班的同学上课，做手法示教；主持编写针灸学不同层次的教材；还研制教具，主持设计创制了我国第一台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电动玻璃人模型，于1964年获全国工业产品二等奖；主持设计创制了我国第一套脉象模型，于1964年获全国工业产品三等奖。通过直观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为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和传扬，又共同整理总结了经络、腧穴、刺灸、治疗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和临床经验，主持编写了《针灸学习丛书》，先后出版了《经络学图说》、《腧穴学概论》、《刺灸法汇论》、《针灸腧穴图谱》等专著，作为学习针灸者和针灸工作者的参考读物，对推动针灸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中《针灸腧穴图谱》还被国外出版社多次翻印发行，影响极为深远。另有《腧穴释义》、《针灸歌赋选释》、《针灸治疗学总论》等亦已完稿，未及出版，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均被付之一炬。另外，他们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有对针灸临床治疗经验的总结，有对针灸理论的深刻阐发，多有独创之见，皆可为后学者师法。

在临床上他们一贯坚持运用针刺手法，认为针灸治病，除了辨证正确、处方配穴得当外，还要运用适当的手法，这如同内科治病，辨证、用药、剂量三者不可缺一相同，是相辅相成的。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的针刺补泻手法已达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之境。在参加中医学院工作后，更为他们研究针刺手法的物质基础及原理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六十年代初，他们率先与上海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协作，观察了“烧山火”、“透天凉”手法对体温、血糖和血浆柠檬酸含量变化的影响，结果是施行不同的补泻手法，其施术前后的体温有明显变化，血糖和血浆柠檬酸含量经方差分析亦有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的补泻手法不仅有主观的感觉变化，而且有实际发生的生理过程和物质基础。他们还与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协作，用多方位经穴肌电测绘的方法，观察行气手法对针感的产生、针感的走向和相应经穴电变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古老的针刺手法与现代的实验相结合，这在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居领先地位，他们开创了针灸实验的先河，为经络、手法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亦为日后的《实验针灸学》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