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错过了最佳诊断时机

Rachel1993

     在中国的大多数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都错过了最佳诊断时间。早在2009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起的AD诊治现状调查即显示，中国AD病人从出现症状到首次确诊的平均时间在1年以上，67%的患者在确诊时为中重度，已错过最佳干预阶段。这种情况至今并无根本性好转。

     在美国，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关口已经前移。根据2011年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和阿尔茨海默病学会发布的最新诊断标准（简称NIA-AA标准），AD分为无症状临床前AD阶段、痴呆前有症状阶段和痴呆阶段。相对于以往只对有症状AD进行轻、中、重度分类的诊断标准，NIA-AA标准使得AD诊断关口移至无临床症状阶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阿尔茨海默病诊治中心主任肖世富对财新记者解释，这种改变源于AD漫长的起病过程。“在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前，患者往往已经历了20年左右的无症状期，对无症状期病人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发病时间、降低发病概率。”

　　王建国的两种诊断结论背后是诊断标准的变化，直接原因则在于诊断方式的不同。常规诊断方式在准确度和特异性存在缺陷，蛋白示踪剂检测则是一种新型检测手段，示踪剂注入人体后，会与患者大脑内造成AD的淀粉样蛋白（即老年斑）相结合，利用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可以精准识别尚无临床症状的早期AD患者，准确率达95%以上。

　　中国诊断指南亦承认蛋白示踪剂结合PET-CT的检测方式，难点在于诊断工具的缺乏。《中华医学杂志》发布的《2018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南：阿尔茨海默病指南》中，已将AD分子影像检查和脑脊液检测作为专家共识纳入AD诊断标准推荐，不过由于蛋白示踪剂检测手段尚未在中国获批上市，脑脊液检测患者接受度不高，AD早期检测在中国难以推广。

　　目前，数家企业已分别研发蛋白示踪剂检测等生物标记物，并先后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地获批用于临床诊断，在中国则仅限于小范围科研用途。“现行的操作，患者在非常晚期才能通过症状被确诊而接受治疗。科学的发展已经能够在病程的早期识别AD，但医疗体系却未能跟随科学的进步而作出相应改变。”礼来制药全球阿尔茨海默病团队副总裁兼平台开发负责人Phyllis Ferrell女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不过，价格昂贵的蛋白示踪剂是否适用于大规模筛查？如何平衡精准诊断与成本效益的关系？专业人士呼吁更多简便易行的筛查手段的出现。

随着疾病机理认知的加深，在全国范围内，阿尔茨海默病诊断关口不断前移已是共识，此举有望在早期识别更多患者。

　　目前国际公认的AD病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年左右的无症状期，二是10年左右的认知功能下降期，第三阶段才是痴呆期，痴呆期则再分为轻、中、重度三个阶段。肖世富告诉财新记者，美国将AD诊断关口前移至无症状期，跟目前阿尔茨海默病全球新药研发仍然没有太大突破有关。以抗Aβ蛋白类药物为例，尽管可以减少毒性蛋白的生成，却无法阻止疾病的进展。而大量病人在中晚期确诊，又无有效治疗手段，导致家庭和社会负担加重。

　　2016年《柳叶刀》杂志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在中国疾病负担中排名第八。早期干预被认为有助于降低后期疾病治疗和家庭护理负担。

　　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发生的大量老人走失现象。（参见“为什么每年走失50万老人”）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联合今日头条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白皮书》测算，中国每年约有50万老人走失，平均每天约1370人。显示，约72%的走失老人出现记忆力障碍，其中25%曾被确诊为老年痴呆。

　　曾研究老人走失数量和分布的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主任、社会学院副教授熊贵彬对财新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家庭对老年人失智问题重视程度不足，许多早中期患病老人未被确诊。

　　而通过早期识别，不但可以提醒患者相关风险，更可以针对危险因素进行预防控制。“通过控制血压、血糖、加强教育、停止吸烟、抗抑郁、增加社交活动，大概可以降低35%的AD发病发病概率，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肖世富告诉财新记者。

　　肖国富所言并非没有依据。2015年《柳叶刀》杂志刊发的芬兰《多途径共同干预可预防老年痴呆》（FINGER研究），通过对2654名60-77岁的有认知风险的受试者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通过控制饮食、运动、认知训练与社交活动、强控制血压和血糖，受试者可以降低35%-53%的AD患病风险。

　　“谈到AD，大家印象中可能浮现的是长期在保育机构生活的老年人，而实际上，AD的发生远远早于那些晚期症状的出现，早在病程开始的初期阶段，就应该抓住病人进行治疗，这不仅有利于研究，更有利于病人及早用药、获益。“Phyllis Ferrell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