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 中国医生的临床研究实践经历与态度 - 龙华针灸

为了解不同类型的医生对临床研究的实践情况及真实态度，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及企业管理者提供参考，2015年4月，由天津大学药事管理专业发起、广州驭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协作，开展了“中国医生关于临床研究的实践与态度调查”。调查通过网络匿名方式进行，历时1个月，共回收258份问卷，确认有效问卷217份。

本次调查是国内第一次关于中国医生临床研究实践与态度的学术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医生参与临床研究兴趣的主要因素，一是给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二是学习临床研究方法的机会，三是医院的系统性支持。

参与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曾经或者正在参与临床研究的医生，所在医院遍布全国21个省市地区，其中48.8%位于北京、上海、广州3个一线城市，95.9%为三甲医院，64.5%为大学附属医院，84.8%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2.9%，40岁以下人数占77.5%，主治医师及住院医师占61.7%，内科医生占到51.2%。被调查医生中，68.2%的人有国家GCP培训证书。

72.4%的被调查医生参加过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而仅30.5%参加过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分析表明，除了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以外，北上广地区的研究者参加其他各类临床研究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大学附属医院也显著高于非附属医院，这反映出北上广地区以及大学附属医院是当前中国临床研究的主体。

仅有42.4%的被调查医生参与过3个以上的临床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性质医院的医生之间无显著差异。73.7%的被调查医生在最近参与的临床研究中扮演次要研究者角色，8.3%扮演主要研究者角色，其他扮演临床协调员等角色。

仅50.2%有中心化随机系统经历，28.1%有相关国际会议或培训经历；北上广地区和大学附属医院在临床研究相关经历、国际会议或培训经历方面明显占优

67.8%的被调查医生表示完全了解或者大部分了解赫尔辛基宣言内容，在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中，该比例达到了75%，而在具有国家GCP培训证书的医生中，该比例更达到了80.6%。这表明国家对医生的GCP培训制度还是有显著效果的。

56.2%的被调查医生需要15～30分钟来和患者谈知情，合计83.8%的被调查医生谈知情的时间小于30分钟。相较日本和西方的类似调查，中国研究者花在谈知情上的时间是显著偏低的。

74.2%的被调查医生在参与过的研究中与临床研究协调员合作过，而仅50.2%的被调查者有中心化随机系统的经历。进一步分析表明，北上广地区的研究者具有以上4项相关经历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大学附属医院也显著高于非附属医院。

86.6%的被调查医生通过国内培训或者会议获得信息，60.8%通过学术期刊获得，仅有28.1%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培训获得信息。进一步分析表明，北上广地区的研究者具有国际会议或培训经历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大学附属医院也显著高于非附属医院。

他们看重的是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能否从中学习收获，而对提高声誉和获取酬劳并不非常看重；他们认为最大的障碍是缺少时间和CRC，而与伦理委员会、机构、申办方的沟通并不是大问题

被调查医生中，表示非常有兴趣或有兴趣参与临床研究的比例为67.3%。进一步研究表明，北上广地区研究者参与临床研究的兴趣要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研究者，非大学附属医院研究者参与临床研究的兴趣要显著低于大学附属医院研究者。

被调查医生认为参与临床研究的获益和好处，排名在前的是：对医学发展的贡献，对疾病理解的加深，学习临床研究方法的机会，以及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可见，研究者所看重的，在于参与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自己能否从中学习和收获。另外，研究者对于通过参与临床研究来发表相关论文，也是比较看重的。然而，对于通过参加研究来提高自己声誉，以及获得酬劳，排名在最后，表明相当比例的临床医生并不认可参与临床研究能在这两方面带来很大的获益或好处。

被调查医生认为参与临床研究的困难和障碍中，排名第一的是缺乏足够时间，紧接着是缺少CRC。这和中国医生目前工作超负荷，以及临床研究本身操作的繁琐直接相关。排名第三的是临床试验保险的不完善。中国的很多临床研究还没有购买专门的保险，或者很不完善，这给临床研究以及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排名第四的是医院的系统性支持问题。医生的本职工作是医疗，因此医院是否对医生参与临床研究提供了系统性支持，包括工作时间安排，与本职工作的协调，相关政策及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对于医生的积极性非常重要。从另一方面看，与伦理委员会、机构、申办方的沟通问题，在研究者看来不是参与临床研究的主要障碍。

对被调查医生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医生参与临床研究兴趣的主要因素：一是给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二是学习临床研究方法的机会，三是医院的系统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