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针灸

标题: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人生 [打印本页]

作者: 陈益生    时间: 2014-6-23 09:43
标题: 陆瘦燕、朱汝功针灸人生
      陆瘦燕、朱汝功伉俪是“陆氏针灸流派”的创始人。
陆瘦燕,我国现代著名针灸学家、针灸临床家、针灸教育家,生于1909年12月14日,殁于1969年4月27日,江苏省昆山县人。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西门外严庙乡(今上海市嘉定区朱家桥人民村杨家宅)一个针灸医师的家庭。生父李培卿,医术高超,有“神针”之誉。
李培卿(字怀德,1865年—1947年)青年时期先后从浙江四明陈慕兰及苏州乌采桥席上珍为师,他勤奋好学,事师若父,故尽得其传。以后,凡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者,李公必师礼事之,务得其技而后已,因博采众长,故针术精湛,声誉斐然,求者盈门。此外,李公还恭承师训,以救人为乐,不计报酬,因此,遐尔闻名。在此期间,创用“温针”,提倡“伏针”、“伏灸”,对针灸医学贡献极大。晚年,针术达炉火纯青之境,在施术时,改为慢针细捻手法,临床上每获奇效,深受病家的称颂。
李公生有六子二女,幼子出嗣陆门,改姓陆,名瘦燕,迁居江苏昆山。李公因爱幼子,后亦定居昆山悬壶应诊。
陆瘦燕幼随父侧,耳濡目染针灸治病之神效,更受其父济世仁术的熏陶,16岁中学毕业后,即立志随父学医。他刻苦研读历代中医针灸典籍,并每日随父临诊,遇有疑难之处,必穷诘其由,非悟不休。李公严格要求,悉心教诲,陆瘦燕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使之于年少时即对针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陆瘦燕18岁,学医初成,通过上海医学会考试,取得开业执照,开始行医生涯,分别在昆山南街“绿墙头”及上海南市两处开业,后因战乱,全部迁至上海八仙桥(今金陵中路112弄5号),白天门诊,晚上出诊。当时虽年龄尚轻,但他视病者如亲人,诊病认真,手法熟练,疗效显著,因此,诊务日隆,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
朱汝功于1913年出生在江苏奉贤三官堂(今上海市奉贤区光明乡)一个教师家庭,少年时父母相继亡故,由祖父母及伯母扶养成人,自幼受父亲的的影响,养成刚毅自强的性格,发愤读书,先毕业于奉贤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受聘于奉贤南桥女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由金山卫登陆,奉贤首当其冲,无奈避居上海表姐家,受出生于中医世家并在沪行医的表姐夫的影响,进上海中国医学院学歧黄之术(业从章次公、李培卿等名师),1941年毕业后,在奉贤南桥镇开业,诊务亦颇兴盛。
1943年,陆瘦燕与朱汝功结为伉俪,婚后在上海八仙桥各自设诊行医,诊务之暇,相互切磋针术,讨论疑难病证。他们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日诊数百号,并有很多前来投帖拜师者,但在当时,中医颇受歧视,针灸更被认为“不科学”,甚至被视为“江湖术”,当局者大有消灭废除中医之势。他们对此深感气愤和忧虑,但他们坚信中医流传数千年,是以临床验证为基础,以系统理论作指导的一门医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一门医学,是任何人都否定和消灭不了的。
此时,被陆瘦燕治愈的众多病人中,有一位新加坡富商,邀请他们前去新加坡设诊行医,并承担一切投资费用,这的确是让人动心的提议。但他们觉得肩负为同胞救治疾苦的责任,不愿离开祖国远走他乡;他们更坚信,中医是中华瑰宝,因此,婉言谢绝了去新加坡行医的邀请,决心留在上海,为振兴中医事业,继承、发扬和普及针灸医学竭尽全力。陆瘦燕在《金针心传》按语中说:“余不辞辛苦,埋头苦干,于中国针灸界或稍有贡献也。”
在陆瘦燕一生的事业中,均深得夫人朱汝功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早年琴瑟和鸣,一起切磋针术,互相促进;后来在继承、发扬、普及、提高针灸医学的事业中,齐心合力,同德同道;在陆瘦燕晚年惨遭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朱汝功更是义无反顾地从精神上给予支持,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像他们这样的针灸伉俪,堪称医界佳话。
1948年,他们共同创办了“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及针灸函授班,分别担任社长及副社长。他们亲自编写讲义,答复函授学员的来信提问,一时慕名前来参加针灸函授班的学子遍及国内外,影响广泛,全国各地甚至在东南亚也办起了“新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分社。他们改进针具,创制“瘦燕式”金、银质毫针及各种规格的不锈钢毫针;研制针灸经络穴位模型。还整理祖国医学理论,总结二十余年之临床经验,撰著了《针灸正宗》第一集(中风预防法、金针实验录)和第二集(金针心传、穴位释义)。与此同时,陆瘦燕还在报刊上连载《燕庐医话》,宣传推广针灸医学。在中医衰退,针灸更是难以为继的境况下,他们大力宣传并兴办针灸教育,实是延续中医命脉的重要之举。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医政策的颁发和落实,祖国医学得到新生。他们在自己诊所内首先改变自古相沿的隔衣进针之成习,采用暴露体表治疗部位,皮肤经消毒后再进行针刺的操作方法。同时,对针具也用煮沸或酒精浸泡方法进行消毒,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针灸临床上的一大改革和进步,以后逐步成为广大针灸工作者的操作常规。
他们习用毫针,毫针针体较细,进针时可减少痛感,安全可靠,运针时进退灵活,施行手法方便,不伤正气。对针具的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制作、保管都订有章法,亲自指导,由专人制作,针柄丝要绕得均匀紧凑,针尖不宜磨得过锐,须圆利得当。每日诊毕,对使用过的针具都逐一整修,务使针体挺直,无缺损,针尖无钝毛。他们秉承父亲的经验,再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大力提倡“温针”、“伏针”、“伏灸”,由于疗效显著,深得病者欢迎,成为陆氏针灸流派的特色之一,以后,也被很多针灸医家所采用。
1952年,除私人开业外,他们还参加了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的特约门诊工作。1955年,陆瘦燕又被聘为第二军医大学中医顾问,朱汝功被聘为上海市干部疗养院、上海市第二肺结核病院的中医顾问。除此之外,陆瘦燕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一直担任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及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为提高整体针灸队伍的水平,做了大量工作。上海的针灸医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很快,陆瘦燕功不可没。
为针灸医学蓬勃发展的需要,陆瘦燕与朱汝功在1952年及1955年共同先后开办了二期针灸学习班,采用边教学、边临诊;集体上课,个别带教的教育方式,设置了中医基础理论和西医生理、解剖等课程,邀请有关专业老师授课。这样,既继承了传统的带徒模式,又吸收了医学院校集中上课、系统教学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制三年,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针灸医务人才,其中有不少同学后来成为针灸事业的骨干。他们创办针灸学习班的成功经验,为后来上海市历届中医带徒班所吸取。集中教,个别带,自“陆瘦燕、朱汝功针灸学习班”始,成为一种新的中医传授方式出现在中医教育界。
当时,陆氏伉俪已合并诊所,分别看上午和下午,诊所业务鼎盛,前来求治的不仅有各种风湿痹证及内科杂病,还有精神病、麻风病之类的特殊病证。陆瘦燕三个字在上海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夏季,前来打“伏针”的患者更多,不得不每日限额挂号(上午半天400号),以致患者通宵排队候诊,这成了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其中,有的请人代为排队,有的向人租借板凳排队,由此,“陆瘦燕针灸”诊所的邻居多把“代人排队”、“出租板凳”当作一个难得的商机。陆瘦燕从清晨6点开始门诊,30至40个患者一批,他亲自逐个切脉问诊、处方配穴,书写病历(初诊病史由学生提前写就),然后由学生安排治疗床位,依据病历上的处方,进行体表穴位消毒,陆师再进行针刺治疗,而装艾、点火、起针、拔罐等辅助工作则均由学生完成,这样一批接着一批,一直要到午后1点多才能结束门诊。朱汝功从下午2点开始门诊,要治疗200多个病者,到6点多结束门诊。除了门诊外,朱汝功还要出诊,为中风瘫痪等行动不便的病者进行治疗。他们虽然是如此的辛苦和劳累,但是,看到针灸医学是那么深得人心,兴旺发达,病者是那么信任他们,经过他们的治疗,疾病都得以康复,他们感到万分的欣慰。
1958年春,为了更好地继承发扬针灸医学,培养针灸事业接班人,陆瘦燕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私人门诊,接受上海中医学院的聘请,担任针灸教研室主任,并着手筹建针灸系。同年夏季,全国第一次针灸经络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卫生部、各省市的领导及针灸专家都参加了这次盛会,共同探讨针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陆瘦燕在会上表演了“烧山火”、“透天凉”针刺补泻手法,使受试者当场分别产生热或凉的感觉,一时震动了会场,得到了大会的肯定。从此,在全国针灸界激发了研究针刺手法的热潮。
1959年,陆瘦燕受卫生部委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国医学代表团成员,赴前苏联讲学、会诊,进行学术交流,将中国针灸较为系统地向国外作了介绍,引起了前苏联医学界的极大兴趣。回国后,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委员。他兼职甚多,社会工作繁忙,历任上海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国家科委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针灸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及上海市南市区政协副主席、南市区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等,但他从不因此而减少自己参加临床、科研及教学的时间。
1960年,全国第一个针灸系在上海中医学院成立,陆瘦燕被任命为系主任,后又兼任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针灸科主任、上海市针灸研究所所长,集医、教、研于一身。同年,朱汝功亦结束了私人门诊,接受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的聘请,任针灸科副主任。陆瘦燕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更加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地工作。亲自为针灸系、医疗系、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针灸培训班的同学上课,做手法示教;主持编写针灸学不同层次的教材;还研制教具,主持设计创制了我国第一台光电显示经络腧穴电动玻璃人模型,于1964年获全国工业产品二等奖;主持设计创制了我国第一套脉象模型,于1964年获全国工业产品三等奖。通过直观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为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和传扬,又共同整理总结了经络、腧穴、刺灸、治疗等方面的系统理论和临床经验,主持编写了《针灸学习丛书》,先后出版了《经络学图说》、《腧穴学概论》、《刺灸法汇论》、《针灸腧穴图谱》等专著,作为学习针灸者和针灸工作者的参考读物,对推动针灸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中《针灸腧穴图谱》还被国外出版社多次翻印发行,影响极为深远。另有《腧穴释义》、《针灸歌赋选释》、《针灸治疗学总论》等亦已完稿,未及出版,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均被付之一炬。另外,他们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有对针灸临床治疗经验的总结,有对针灸理论的深刻阐发,多有独创之见,皆可为后学者师法。
在临床上他们一贯坚持运用针刺手法,认为针灸治病,除了辨证正确、处方配穴得当外,还要运用适当的手法,这如同内科治病,辨证、用药、剂量三者不可缺一相同,是相辅相成的。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他们的针刺补泻手法已达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之境。在参加中医学院工作后,更为他们研究针刺手法的物质基础及原理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六十年代初,他们率先与上海中医学院生化教研室协作,观察了“烧山火”、“透天凉”手法对体温、血糖和血浆柠檬酸含量变化的影响,结果是施行不同的补泻手法,其施术前后的体温有明显变化,血糖和血浆柠檬酸含量经方差分析亦有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的补泻手法不仅有主观的感觉变化,而且有实际发生的生理过程和物质基础。他们还与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协作,用多方位经穴肌电测绘的方法,观察行气手法对针感的产生、针感的走向和相应经穴电变化的影响。这些研究,将古老的针刺手法与现代的实验相结合,这在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居领先地位,他们开创了针灸实验的先河,为经络、手法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亦为日后的《实验针灸学》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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